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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三辑) 作者:郑宗义 页码:172 装帧:平装
定价:55.00元
ISBN:978-7-5407-7776-0

郑宗义

郑宗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及中西哲学比较。著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儒学、哲学与现代世界》及相关论文数十篇,编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儒者》。

      本书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双语学术刊物《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三辑,主题为心、身与自我转化,全书以在该校召开的第十届南北哲学论坛提交的文章为主,收入的几篇主体性文章都围绕着心灵与身体展开讨论,或借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来展示中国文化传统所涵的另一种生存论的经验与特征,或从儒家传统的话语脉络对该问题进行回应,把问题的思考拉回儒家传统的话语脉络,等等。从中可见不同的哲学传统对同一哲学论题往往有截然异趣的处理。

一、“向死存在”的生存论分析

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中,他对于“死亡”(death)的论述构成了《存在与时间》中对于“此在”(Dasein)分析的一大篇章。当海德格尔试图对“此在”作出一种整体性的勾勒时,“死亡”问题,或者说“向死存在”(Beingtowardsdeath)成了海德格尔把捉这个问题的重要契机。在“此在”中始终有某种东西是“亏欠”(outstanding)着的,也就是尚未完成,而一旦“此在”不再有任何“亏欠”,那它也就“不再在此”,也就是终结于“死亡”。海德格尔揭示出个体生命不可能无限延长这一“此在”的本真特征,“死亡”正是一个节点,它宣示了“个体”有限的整体性存在,为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提供了空间。当有人对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意义”何以要从“死亡”出发大惑不解时,有论者将海德格尔的这部分论述称为“世俗化的神学”(secular theology),这恰恰解答了上面的问题。宗教之于人生的最大作用便是提供了人生的意义,也就是从终极处对于我们有限的人生给出解答。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并不在海德格尔自己身上,还需要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可以说,基督教对于生命的理解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于生命意义理解的一个原型。这种生命理解的特点在于对“死亡”有着强烈意识,对于末日审判有着强烈期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死亡”乃是生命的消逝,是生命从生存到不再生存的关节点。“死亡”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始终是哲学和宗教的深思对象,更是基督教信仰的主旨,“上帝要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圣经·旧约·诗篇》:103:4)这一命题表达了基督教的根本愿望。死亡作为生命的大限横亘在生存道路上,必须借助耶稣基督才能予以克服:信基督就是为了得永生。生命在此世必定会结束,那么我们如何关注死后生命呢?灵魂会去哪里?肉体如何消散?在宇宙漆黑茫然的背景中,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人对于生命最根本的焦虑。只有上帝才是人们唯一的救赎,是人们死后生命的保障,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赎者。在这幅生命图景中,生命在死后的延续非常重要,这也是此世生存的意义所在。死亡是一个关节点,更确切地说,是两段生命之间的连接点,死前生命和死后生命之间的桥梁。“死亡”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一个永恒主题,柏拉图(Plato)说过,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意思是说哲学是在为进入“死后生命”作准备。可见“死亡”主题也正是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相结合的切入点。

“死后生命”以永生方式超越了生命的有限性,赋予时间中的生命以永恒意义;同时通过“死后生命”的中介(“爱上帝”),道德(“爱邻人”)找到了它扎实的底座。但尼采(Nietzsche)的“上帝之死”振聋发聩,当生命的理解不再有上帝保障,其冲击力可想而知,最为稳固的基座发生动摇,世俗化社会势所必然。因此在上帝之后,重新寻找生命的意义对于哲学家来说责无旁贷。这里悄悄地发生了一种转换: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重视“死亡”的范型将转化为现代社会对于“个体”有限性的生存论理解。尽管海德格尔从其生存论本身给出了引出“死亡”概念的线索,但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把“死亡问题”视作一种理解生命的切入点,只不过海德格尔将着眼点从“死后生命”转向了“死前生命”。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哲学以死亡作为理解生存的根本出发点,并提出了一种对于死亡的本真性理解。通过“此在”对于“死亡”的“畏”(anxiety),揭示出“此在”生存论的整体性存在(Beingawhole)。

在海德格尔看来,“本真”(Authenticity)的死亡并非人生的一个事件,“此在”并不能在周遭世界中遭遇自身的死亡,因为一旦遭遇死亡,“此在”便不再存在了。“死亡”是“此在”经验的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它不是一种现存在手(presentathand)的东西,不是一种客观对象。这与动物的死亡不同,动物的死亡只是一个有机体停止了它的生命。而“此在”的特点在于对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有着充分领悟,这将对他的整个生存发生根本性影响。死亡使“此在”的任何生存变成了绝对的不可能,它是我们面临着的贯穿一生的可能性。因此海德格尔宣称,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揭示了一种“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结构,这是“此在”最本己的(ownmost)关系,并从根本上把人的生存看作终有一死的生命。不再像基督教那样通过“死后生命”来寻找生命意义,而是要在有限生命中确立本真性的生命。

“死亡”作为“不再在此”(nolongerBeingthere)的可能性,帮助海德格尔揭示了个体“此在”的完整性、有限性。因为“本真生命”只有面对死亡,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可能性,并向自己或向世界“筹划”(project)着去实现在有限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海德格尔重视死亡,是为了凸显“未来”作为可能性的存在,是为了凸显某种期望和谋划,以死亡为限来求取对此世生命的筹划,这就是海德格尔在论述“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时所谓的“向死存在”的说法,以此他勾勒出“此在”生存的整体性,是“此在”具体生存的每一个瞬间所构成的整体;但这同时也显现了“此在”的有限性,在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的持续中,最终要走向终结。这是“此在”生存论结构最根本的特征。死亡从根本上来说是生命的终结,是不能抓住的,是陌生的、不可预见的可能性,但必然到来。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强化了生命之流的这种“断裂性”。

在海德格尔的描述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向死存在”的基本现身情态(stateofmood)是“畏”。当然畏死并不是一种软弱的情绪,而是昭示出“此在”生存的基本特点:带着对于人的有死性的明确意识去生活,就是始终面临着生存的威胁,面临着自己生存的空无一物,并需要在此背景下作出选择。海德格尔的“畏”所焦虑的就是在世本身,是作为世界展开的世界本身,而不是具体的存在者,也不是它们的集合体,这样所描述的“世界”并不呈现任何具体的东西。海德格尔在分析“畏”的时候强调的是把“此在”带入世界之中,由“畏”开发出“此在”本己的在世。“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无与无何有之乡中宣告出来的全无意蕴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在场,而等于说世内存在者就其本身而论是这样无关宏要,乃至在世内事物这样无所意蕴的基础上,世界之为世界仍然独独地涌迫而来。”海德格尔通过“畏”带出了“无”(nothing),带出了存在背后的黑暗(darkness),带出了根本上的一种“不在家”(notathome)的状态,一种“无家可归”(uncanniess)的状态。

与之相应的则是海德格尔对于“被抛状态”(throwness)的描述,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在“畏”中“被抛”掷于此,也开始了“此在”在生存中的“筹划”。在“被抛状态”中,“向死存在”剥离了各种日常生活的规定性,使“此在”不再是沉沦于日常生活中的“常人”,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非本真性生活的否定。海德格尔的“筹划”并不是拟定计划的自我设计,而是“此在作为此在一向已经对自己有所筹划。只要此在存在,它就是筹划着”。“此在”的“筹划”可以投身于自身最本己的可能性,也可以投身于世界之中,沉沦于世界之中。

尽管海德格尔极力批判现代性,但本质上他对“此在”的生存论描述与现代性对“个体”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个体”(individual)意味着“不可分割”(indivisible),很多时候并不专指个体的人,而是用来描述“单个事物”,这是与其他东西分割之后,不可再分割的单位。这既可以是在群体中割裂出的、不可再分的“个体”,也可以是在生命之流中割裂出的、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所以只有和死亡联系起来,我们的生存才能变得是真正的“个体”。“个体”在本质上蕴含了“死亡”对于生命的分割,这种分割体现了“个体”自身的完整性,也无奈地显示了个体的“有限性”,最根本的是,在海德格尔式的经典论述中蕴含了“生命之流的断裂”。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三辑延续本丛书的水准和内容定位,将该学术领域近期的研究成果择优集成,以身心关系和自我转化这一传统命题的当代中外诠释为主题,呈现了中国哲学研究界的最新动态与思索。

本书适合高级研究者阅读,也可供普通读者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