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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民族灵魂——读《马尔克斯评传》(2014-08-19)
在马尔克斯的笔下,是腐败而落后的拉丁美洲,是觉醒而反抗的哥伦比亚人民。而在传记作家哈特的笔下,则灵动着一个饱含着家族血、民族恨的作家灵魂。

 

 

《马尔克斯评传》

[]史蒂芬·哈特著,王虹译,漓江出版社,20145月。

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尔塔萨有句名言:“扼杀一个作家的最佳捷径是强迫他做国家的代表”,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公开表示过赞同。但尽管如此,马尔克斯的笔墨却从未离开过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人民与政治。很多人可能会将这一成就归功于《百年孤独》,认为它将拉丁美洲的孤寂宣告世界。事实上,他所传播的远非《百年孤独》中所记载的拉丁美洲的孤寂,而是整个家族史、国家史和民族史。正如《时代报》总编辑恩里克·蒙塔尔万所言,“在一个没落的国家,加博是民族骄傲的象征”(《马尔克斯评传》,第161页)。

童年的源泉

    马尔克斯在与好友普列尼奥·A·门多萨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中曾直言童年是其创作的一切根源,包括《百年孤独》在内的许多作品中的意象都能在童年中找到对应物。史蒂芬·哈特在其所著的《马尔克斯评传》中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寻找和联想。马尔克斯第一次尝试小说写作的成品《大屋》,即是以他儿时居住的宅院为原型,而这篇《大屋》则正是《百年孤独》的雏形。就连“番石榴”三字都取自院内的树名,暗示着马尔斯克对位于阿拉卡塔卡的这间宅院内童年的怀念与祭奠。

襁褓中的马尔克斯便被送到了位于阿拉卡塔卡的外祖母家。童年时期的马尔克斯几乎与外公形影不离,小加博这一昵称,就出自外公。外公是位上校,时常对小加博讲起战场上的事情,战争故事不仅让加博颇为痴迷,更使心目中的外公形象愈加高大,这期间的很多细节都写进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以及《百年孤独》中。然而,外公的英雄形象背后却藏匿着民族秘密。他“生下的私生子至少九个,甚至可能有十九个”(《马尔克斯评传》,第9页)。在哥伦比亚,私生子被称为“自然的孩子”,虽然合法家庭的文化建构削弱了婚外家庭的地位,但这似乎已成为公认的民族秘密。“《百年孤独》中,婚外家庭及其子女是意义重大的主题”,可见这一民族秘密和外公的双重性格带给加博的巨大震撼(《马尔克斯评传》,第16页)。

不被社会承认的私生子像幽灵一样在宅院周围飘荡,在哥伦比亚传记作者达素·萨尔迪瓦的《马尔克斯传》中,加博承认了这一脑中的幻象。幽灵从何而来?这要说到大屋的女主人了。外婆是马尔克斯作品中魔幻因子的潘多拉盒。儿时,外婆时常和家人讨论曾在大屋里寿终正寝的故人,“谈论巫婆、鬼魅和‘哭泣的女人’”,甚至“时刻不忘保护孩子们远离随时随地可能遇到的魂灵”,这是马尔克斯认可的官方传记作者杰拉德·马丁的刻画。

“我要为我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马尔克斯评传》,第80页),正如马尔克斯所言,从其早期小说开始,家庭的双重性、死亡、鬼魅,这些童年所受的熏陶就已成为其痴迷的主题。第一篇正式发表的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可奈何》写了一个活着但即将被埋葬之人的整个思维过程;《夏娃在猫中》对死亡的描写令人毛骨悚然;《图巴尔—卡因造星记》直面了早已存在脑中的私生子幽灵;家庭的双重性致使挚友被谋杀的事件,则成为《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蓝本;《死亡的另一根肋骨》中,作者为叙事者安排的内心开始出现自我与意识的对峙,家庭的双重性升级为人格的双重性。这些在史蒂芬·哈特的作品中都有着深刻的解读,他同时指出加博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得以开花结果……有外公的千日战争,外婆的鬼怪故事”的影响,同时“上校在生活中暴露的双重人格”是其小说的“另一根源”。

在对童年的记录中,加博不仅展示了灵活地将自己的生活经历移植到作品中的超凡能力,更有着通过家族历史探究民族特性的尝试,随后又转而将民族特性缩放到具体人物之上,通过人物命运的记述,描绘民族蓝图。

技巧的天际

经过编辑、加工、官方化的故事,应该才算是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历史。那在所谓的历史版本出现之前的记述又应算作何物?是否可信呢?马尔克斯的作品正是历史之前的版本,吉恩·H·贝尔.维拉达教授称其为“空想历史”。

当然,马尔克斯所记录的历史首先大多是其亲身经历的事件。例如1948年发生的波哥大事件,哥伦比亚反对派领袖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遇刺时,马尔克斯正和几个朋友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吃饭。事发后,他们赶到了现场。在马尔克斯对波哥大事件的记录中有一位“灰色西装的男子”,在盖坦遇刺后,倡导和引领群众向总统官邸进发。除了马尔克斯,当时的任何报纸、对现场群众的采访,甚至后来的回忆录,都未曾有人提及此人。这位人物的出现,不但增加了事件的神秘感,更把整个事件从谋杀上升为有预谋的政治叛乱。史蒂芬·哈特将“空想历史”的来源归结为“错误记忆”:

在马尔克斯看到约翰·肯尼迪遇刺的相关报道后,唤醒了对盖坦遇刺事件的记忆,然后将各种不同的“真实”事件混为一体,重新再现了盖坦遇害的场景。这种跨越时间产生的、十分逼真却没有事实依据的错误记忆,正是马尔克斯小说创作令人着迷的所在。(《马尔克斯评传》,第31页)

通过这种对记忆的加工、创造,在早期的新闻作品写作中,马尔克斯凭借独树一帜的报道方式,赢得读者。令人惊异的创作,则来自这种方法与马尔克斯儿时记忆的融合。对事件的印象与儿时的记忆相叠加,记忆的错误与多个故事相交融,于是产生了“开口说话的幽灵”(如《有人在弄乱玫瑰花》,《马尔克斯评传》,第54页),成为一个叙事层面的鬼怪(如《枯枝败叶》,《马尔克斯评传》,第56页),以及“似曾相识却又完全陌生的故事”(《马尔克斯评传》,第57页)。作品的内涵也因而逐渐加深。

与此同时,这一加工的技巧,在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启示下,转移到了对时间的切割上。“将时间呈现为删头去尾、错位混乱的现实”是马尔克斯惯用的技巧:

显然,梅梅那天夜里沉浸在往事中。追忆之中,她感觉在过去几年里,自己停留在某种独特的、永恒的静止时空,而那天夜里对往事的回忆,又重新启动了她自己的事件流动,她开始进入延迟了很久的衰老过程。(转引自史蒂芬·哈特《马尔克斯评传》,第57页)

这是《枯枝败叶》中的一段描写。在马尔克斯看来,人物的回忆,即是时间的倒流。对时间的压缩和割裂让马尔克斯有更自由的虚构空间,可以将积累的生活点滴串联或并联,跳跃着前进或倒退。史蒂芬·哈特称马尔克斯笔下的时间是可以“来回摆动的”。

成为记者的马尔克斯看到了心中诸多故事的出路,他就职于《环球报》后再未返回哥伦比亚国立大学。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接触生活、接触新闻报道体裁、接触政治,不仅是更为冷峻地洞察政治的平台,还是更为直接地反映人民疾苦的窗口。一边游走在魔幻的记忆和时间中,而另一边的马尔克斯回到现实。

现实的土壤

《当我幸福而尚未成名时》收录了马尔克斯一些较为成熟的新闻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受到来自美国的新新闻风格的影响,在报道开头有着“令人难忘的视觉形象”(《马尔克斯评传》,第67页),这一点他完整地移植到了小说写作之中。除了写作手法的创新外,新闻报道带来的最大收获即是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敏锐的社会观察视角。

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一名从海难中死里逃生的船员的采访,在马尔克斯的笔下,成为了在《观察家报》连载十四天而后集结出版的《遇难者的故事》。它深刻揭露了哥伦比亚海军内部的深层腐败。作品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幽灵幻想,用死者之口道出政治内幕,其政治感染力震撼一时。1957年底的东欧之旅,让他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烈兴趣,以及对古巴天然的同情。1959年初,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见面后,他的笔触开始转向加勒比式的共产主义。在文学与政治的探讨中,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马尔克斯开创了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看似无意的只言片语,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是借助文学隐喻产生的政治讽喻”(《马尔克斯评传》,第73页)。《枯枝败叶》中,第一次提及书名的地方就表明了小说的政治讽喻:“突然之间,好像一阵旋风在镇子中间扎下根,香蕉公司来了,紧随其后的是枯枝败叶”。这一隐喻指的便是香蕉公司的到来所造成的浩劫。

香蕉种植园起义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接近革命的一次事件。《百年孤独》中对此也有所涉及。史蒂芬·哈特《马尔克斯评传》的第四章,对《百年孤独》的政治讽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香蕉种植园事件,包括随后的西安纳加起义、大屠杀,马尔克斯都曾做过细致的研究,他通过自己的错误记忆,“成功地用自己‘谎言’的真实,战胜了政府真实的谎言”(《马尔克斯评传》,第90页),在作品中颠覆了波哥大的官方版本,并通过看似顺理成章、普通而简单的语句,如“看看咱们给自己惹的麻烦……就因为请一个外国佬儿吃了些香蕉”(《马尔克斯评传》,第92页),暗示了拉丁美洲和现代社会接触最终将会导致的毁灭性结局。另一方面,马尔克斯将父亲的自由党身份引入小说之中,利用该隐与亚伯之间对私生子合法权利的争论,暗喻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血腥搏杀;由西安纳加大屠杀事件,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与哥伦比亚工人之间的争斗。政治讽刺再一次颠覆了国家的认知暴力。

随着政治讽喻而来的,是更为直言不讳的政治急转弯。在《江湖骗子——好人布拉卡门》中,一位弄蛇者先是具备起死回生的能力,随后又因机器故障把大活人变成了“一坨红白纹的果冻”(《马尔克斯评传》,第101页),尔后在没有任何语气转换的情况下,讲述了北美对拉丁美洲人民的迫害。而因欺骗美国海军陆战队而被杀害的布拉卡门,则因成为拉丁美洲的反抗英雄而得到永生。

与其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对马尔斯克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肯定,不如说是对其通过政治讽喻来彰显拉丁美洲人民疾苦的肯定。在得奖之后的创作中,马尔克斯试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将拉丁美洲的政治黑暗曝光在全世界的面前。在史蒂芬·哈特称为马尔克斯“短篇小说登峰造极之代表作”的《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中,通过埃伦蒂拉任劳任怨,通过受奴役来还债的情节,暗讽了拉丁美洲面对巨额债务而无法走出的困境。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则是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一部作品。它不但在写作手法上创新了原本的魔化现实主义风格,使其走向心理层面,更通过独裁者形象的塑造,暗讽了包括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西略、委内瑞拉独裁者皮尼利亚在内的众多拉丁美洲政坛独裁者。

当然,政治讽喻的主题在杰拉德·马丁、吉恩·H·贝尔.维拉达与雷蒙·L·威廉姆斯等人所著的另外5部讲述马克斯生平及作品的评传中都有所涉及,史蒂芬·哈特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包括新闻作品、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作品在内的文本细读。此外,哈特巧妙地将作品中所涉及的人生经历还原,完整地诠释了作品与马尔克斯的家族以及哥伦比亚民族的关联,通过总结魔幻现实主义、时间的压缩与断裂、冷笑话、黑色幽默和政治讽喻五大写作手法,为我们揭开了大师的写作奥秘。在马尔克斯的笔下,是腐败而落后的拉丁美洲,是觉醒而反抗的哥伦比亚人民。而在传记作家哈特的笔下,则灵动着一个饱含着家族血、民族恨的作家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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