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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那个耽于美的狂热年代(2014-12-08)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所作《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似乎是一部“掌故集”:由三部分组成,描绘了一百来位西班牙语世界知识分子、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乃至政治家的肖像。

希梅内斯的抒情诗素以简练质朴著称,他因之得到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可他的这一组描绘西班牙语世界文艺精英“抒情漫画”却大异其趣,辞藻丰富,想象奇绝。


◎云也退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没准儿,你在一个江湖里呆得久了,就会试着写几笔自己认识的江湖中人。在你身后,会有人来研究你留下的所谓“掌故”,探抉你和你的时人的行止风貌,以复原曾经的盛景,给它一个合适的历史地位。在文学和艺术的江湖里,俄罗斯有过19世纪的帕纳耶夫、20世纪的爱伦堡,美国有过格特鲁德·斯坦因和海明威,英国有过伍尔夫、凯恩斯,他们都是勾画一个时代里江湖众生相的能手,而这个时代,恰好也被后人认为特别重要,以至于心驰神往。

    在关注度相对较低的西班牙语文艺界,这样的大佬也有一位——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他是真大佬,不是混迹大佬之间的交际花,在西语诗坛,他是“九八年一代”中的翘楚,与哲学家米盖尔·德·乌纳穆诺并列。他所活跃的时代,覆盖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战火纷飞,但也是一个先锋文艺群起突进、汇成一支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洪流的时节。希梅内斯,他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健将,重要的理解者和参与者,在与同时期人的交往、接触和酬答中,他能理解这个概念在西班牙语世界里最宽泛、也是最繁杂的意义。

    他所作《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似乎是一部“掌故集”:由三部分组成,描绘了一百来位西班牙语世界知识分子、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乃至政治家的肖像。然而,这些肖像同我们习以为常的不太一样,希梅内斯管它们叫“漫画”,不一定是讽刺,但夸大事物的固有特征。他在“自序”中说,用“漫画”形式写人,是为了让散文像诗歌一样多样化;而我一路读下来,还是这句自评最为贴切:“我想在我的漫画里……最好请进巴洛克风格。在很多篇漫画里,我都用了巴洛克风格,但总是用抒情性加以完善。在写本书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追求‘抒情漫画’。”

    何谓“抒情漫画”?且看他写画家弗朗西斯科·博莱斯:“博莱斯肤色浅黑,令人印象深刻,模样像扁桃”——人长得像扁桃,这是什么概念?他写先锋派作家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说他的“笑容是长方形的”,说“拉蒙的尖锐处圆得像乳头,他那些犄角上套了球的公牛们无法忍受下去”。此时,你是否想到了毕加索笔下的公牛,还有那些变了形的奇异人脸?

    没错,希梅内斯把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画家,把戈雅、毕加索、达利等都列入“漫画”创作者的行列——话说一个出产了艾尔·格列柯和戈雅的民族,怎能因循传统绘画的路子太久呢?写字也是一样,怎能一笔一画、老老实实地勾勒一幅人物肖像呢?那这样的回忆或“掌故”还有何价值?

    说来有意思,希梅内斯享有盛誉的抒情诗,素以简练质朴著称,他因之得到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可他的这一组“漫画”却大异其趣,辞藻丰富,想象奇绝,酷似宏丽的巴洛克式艺术。这是矛盾?不妨说,这是一个诗人内心自由的写照。

    书名中的“三个世界”,指代“旧世界、新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即西班牙、西语美洲以及之外的世界,写的人物,包含了希梅内斯喜欢的贝克尔、何塞·马蒂、鲁文·达里奥等著名文人,而还有很多人,不但读者闻所未闻,就是希梅内斯自己,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熟悉他们。此时,他便完全凭想象描绘他们,将他们安放在完全超现实的环境里——“漫画”的最高境界,是诗人的再创作。

    另一个有趣之处是,希梅内斯在书中写了那么多西班牙人,但他能用相对直白的语言倾心致敬的,却是两位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诗人:尼加拉瓜人鲁文·达里奥、古巴人何塞·马蒂。他们是“新世界”的人,早在19世纪末,年轻的诗人就通过朋友的关系,搜罗大批文学书刊,了解大西洋斜对岸的文学和艺术同仁都在干点什么。对何塞·马蒂这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希梅内斯这样写道:

    “(他)安排了自己的命运,结果倒在自己家乡的风景里(我去过那里),像一位充满了爱心的游侠骑士那样倒下了,毫无疑问他是因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人们的热爱、渴望,也许还有冷淡态度和厄运而倒下的。他是古巴的堂·吉诃德,他概述了永恒精神和西班牙语世界的理想……他生为英雄,死为豪杰,是一条无与伦比的好汉。”

    而对自己的同胞,哲学家和作家乌纳穆诺,希梅内斯就恢复了“漫画家”的本色,带着一丝谐谑味道,仿佛这位哲人之所以形象高大,傲视众人,只是因为他活在梦中:

    “他从炽热的黄土高原上下来了,没穿大衣,浑身闪烁着红色、银色和黑色,站如松,笑不露齿,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挺胸,目光如炬,天生如此,听力聪慧),正在与飓风、闪电、主旋律般的雷声搏斗,如同大卫斗非利士人、参孙斗小狮子……”

    他勾勒出的人物,经常处在梦幻般的境界里:作曲家法雅,他“也许看见了一个白边黑心的琴键屹立在一座座高高的二层花园的一片翻动的乐谱里”;诗人豪尔赫·纪廉,他“总是抱着竖琴,就像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一样,尽管他不弹”;女诗人贡恰·门德斯,“她躺在珍珠母身上,后者是在她当潜水员时悄悄登上她房间的……”

    芬芳而井然,斑斓而变幻,时常像一座古色古香的花园,但园中随处可见华丽繁复、用小块文字拼成的图画。希梅内斯有巧妙得体的措辞,也有神秘费解的比喻,然而,这是一种你可以摸出其温度的费解,就好比闭着眼睛去摸一匹布,根据手感就可以想象它的色泽、图案、纹理一样。黑白片时代的影星,不仅美得无以名状,且都有一种夸张而迷人的“舞台感”——希梅内斯的文字,便给人以完全相似的感觉:有如绚丽的装饰画,说不清他画的或临摹的是什么,但你能感觉他把人物放在了一个完全超现实的背景下,有时,他们甚至可因之被度入永生。

    就是这种奇异的文字,铭刻了那几十年间西班牙语世界内外耽于美的狂热。希梅内斯说,这本书“反映我所处时代的风貌”,但事实上,他书写(“反映”)风貌的方式,本身就是这风貌的一部分:想象力如疾风骤雨,泼洒恣肆,人物有时具体而微,忽而虚无缥缈,有时如剪影般面目不清,有时淹没在诗情画意里,有时干脆就是一个正被填上颜色的想象中的轮廓。

    既已带上了如此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些人物肖像也会保留一种评判性的特征,用现在的说法,希梅内斯是“有态度”的,而态度又是随年龄的增长而成形的。他批评聂鲁达,说他思想肤浅,写诗没节制;他冷淡加西亚·洛尔卡,说他是被一些平庸同辈捧起来的。最精彩的“态度”,要见于他写同代的大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两段话。

    “我只看见他沿着古老、红色、杂草丛生的小路,围着城楼艰难地兜圈子,好像不愿意践踏那些源自想象的天女散花,来到我身边后,那是一次与岩石的误撞,我感觉突然之间他高大了许多,仿佛一个影子从燃烧的天幕上方升起来,如同参天大树……”

    这是1919年,马查多42岁,阳寿还有20年。到第二次写马查多,诗人已经入土,希梅内斯一改当初充满惊奇的发现感以及景仰的笔调,换上了一套全新的辞藻,每一句都在评判,在为诗人“盖棺”:

    “安东尼奥·马查多是属于死神的诗人,他早就思考过,感受过,时时刻刻准备迎接死神……没有哪位诗人能像他那样在半死半活中缩短生与死的距离。”

    “战争、长期的西班牙内战爆发了,于是他才完全离开了死神,离开了他周围亲密的逝者,在较长的时间里过上和大众一样的生活,为的是像许许多多仁人志士一样去牺牲,死得比别人,比我们这些眷恋生活、以生命为界限的人漂亮。”

    你见过一个总是身穿寿衣的人吗?你见过一个在坟冢里安家、每天从死亡的静穆里起身的人吗?那就是马查多,他独一无二、浸润着死亡气息的气质,促使希梅内斯写下有骇人之美的意象。他比马查多小六岁,仿佛栖居在后者腹中一般,对他的内在,乃至他的灵魂都洞若观火。

    但是,希梅内斯至死都不曾迷恋过死亡。他的诗文世界,正如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个古老的帝国,被阳光和暖流轮番轻抚着。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的先锋派里,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立体派,竞妍斗艳,都在歌颂生命嚣张的狂飙,而生命,在奔向死亡的中途已经点燃了自己,成了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同为西语大诗人,与洛尔卡以及塞萨尔·巴列霍相比,希梅内斯实在是太清越、太甘洌了,犹如一个纤尘不染的美少年,快乐得几乎令人嫉恨。萨缪尔·贝克特说,现代主义是晦暗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在打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希梅内斯却说,我们早就赢了,现代主义就像一只只嘶鸣前行的火凤凰,生也是生,死也是生。

    《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就是这位自视胜利者留下的记录,在最冷峻、最悲凉的笔触中都逸出一腔踌躇满志,一种对自我的入迷。诗,如米沃什所说,是为“肯定一种人生经验”而生的,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不但用诗,还用他的“抒情漫画”来证明这一点。

    供图/胡安

文章发表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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